天地之生万物，一个物里面便有一个天地之心。
[8]《仁说》，《朱子文集》卷六十七。好好色，恶恶臭已成为儒家经常引用的经典，说明好恶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人无好恶，就等于浑浑噩噩，白过一生。
梁漱溟先生将理性与理智分开讲，自有其道理。这其中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，即天人关系问题，但是儒家更重视从人文方面而不是从科学方面解决这些问题。之所以称为理性情感，是从仁的实质内容而言的，靠体验而获得。从原则上讲，欲也是从天理中流出，没有什么不好，特别是对于人的自然的生理欲望，儒家都是肯定的。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，我们看到，儒家的情理之学是一个大题目，能代表儒学的基本精神。
对于那些善恶不分、是非不辨的乡愿，儒家是坚决反对的，被称为德之贼。但这绝不是纯粹主观的移情作用，它就体现在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流行之中，体现在鸢飞鱼跃之中，而人与万物是一体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话要自己说，路要自己走。
但有了这点自觉，在当时就很不容易。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写的。他这样指导是建立在让我独立学习的基础之上，有了这个基础他再来引导和指导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鲁迅的书读过几遍，当时别的书很少能见到，提倡读鲁迅的书，所以他的书我是读得多点。
这句话对冯先生来说在很长时间内是精神压力。他认为对这些问题，一个是不好回答，一个是也没必要回答，因为这些完全不是个学术问题。
要不然的话，那怎么叫解释呢？所以他特别要求我们尽量读书，了解书的本来意义和客观意义。冯先生是经常受到批判的，我知道冯先生对待这个批判有三种态度。《贞元六书》完成以后抗战也结束了，他想回到北平后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。他重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，把原来的那两册作为试稿，全部内容又重新写起。
第三个态度呢，就是你不同意我的观点，你批评我的观点，只要你说的有理有据，而且是独立思考出来的，能站得住脚，就欢迎你，而且支持你。假如说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对自己这样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没有认同，没有尊重，这个民族绝对没有前途。他的妻子看见了，就问他说，你写文章怎么这么难，比我生孩子还难啊。听起来他好像是很平淡地这么讲下来了，但是回头一想，这里面的意思，总值得你不断地去回味它，去思考它。
这一点，他自己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确。因为胡适是用美国的实用主义，即他自己所谓的科学方法来写中国哲学史的。
没进去，你写什么东西呢？冯先生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，就是郢书燕说。冯先生跟我明确地讲过，对于这一题目的有关研究著作和文章，一概都要看，一篇也不能落下。
第一次跟冯先生见面时我说我要做研究，一边学习，一边写文章，发表文章。新编完成后就可以退休了，休息了。第一个态度是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予以反驳，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两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出版以后，胡适先生对他有批判。所以在开始的那一段时间，我就整天在图书馆里，除了北大图书馆，就是北京图书馆。但是冯先生作为一个哲学家，他能容纳并接受和自己不同的意见，他确实有这样的胸怀。记者：为什么说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体现了冯先生的历史责任感，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 蒙培元：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是冯先生晚年写出来的，其实他这个想法很早就有了。
很多人批评冯先生讲中国哲学，认为他讲的不符合中国哲学精神，他是用西方的新实在论来讲中国哲学，如此等等。这中间有个问题，就是冯先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思想上有一个变化，有一个反思，那就是说不能再跟着别人走。
冯先生也承认，他的试稿也是这样跟着别人、依傍别人来写的。他从先秦写到两汉，写了两册，写到汉代。
近代以来，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中间，正式提出境界说的只有两个人，第一个是王国维，第二个是冯友兰。冯先生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，他要把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发扬光大，让它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真正发挥作用。
这件事情引起了鲁迅的注意。但那文本意义、客观意义、本来的意义，还是存在的。这个人听了后就说，这个是比你生孩子难，因为你肚子里有货，我肚子里没货呀。但是他讲到中间的时候，不停地插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典故，很有意趣，所以他讲课大家还是很喜欢听的。
有一种解释学，是说文本的意义是在解释之中，但你的解释、你的理解不能离开文本吧。因为冯先生知道我们在大学时所学的那些知识非常有限，中国哲学的经典浩如烟海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进去，还根本没入门。
即便是后来遭受批判，但他从不后悔。王国维本来是中西哲学修养很深、造诣很深的，但是到后来，他遇到了所谓可爱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爱的矛盾，就放弃了哲学研究，走向了对美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
冯先生是经常受到批判的，我知道冯先生对待这个批判有三种态度。信送到燕国以后，看信的人看到这个地方，看了半天不知道举烛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。
这该怎么解释呢？就是在精神上、在思想文化这个层面上，我们确实发生了断裂。后来在60年代他就开始写了。这对我的影响很大，这就是一个学风和学术规范问题。第一次跟冯先生见面时我说我要做研究，一边学习，一边写文章，发表文章。
这句话对冯先生来说在很长时间内是精神压力。从政治角度讲，在国民党退到台湾的时候，他最后选择留在大陆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开始的时候是在上世纪30年代，他写了一部两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。这件事情引起了鲁迅的注意。
那封信在文革的时候我看到了，是用黄黄的薄薄的一页纸写的。另外，就是我从冯先生那里感受到了大师的风范、哲人的胸怀。
